制度信任视域下的综合素质评价
作者:肖磊 刘志军
发布时间:2017/6/13 9:17:04 已经阅读489次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国家治理和教育治理日益倚重各项制度的颁布与实施。任何一项制度的顺利实施都需要制度规范对象对此制度的信任。制度信任可以从制度的连续性、制度理事能力、制度代理伦理以及仲裁与救济制度的配套等几个方面加以衡量与构建。综合素质评价作为我国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一项关键举措,目前已经制度化。然而,根据制度信任的衡量标准,综合素质评价制度在现实中明显遭遇到了信任危机。重建综合素质评价的制度信任需要加大相关政策的解释宣传力度,深化综合素质评价的理论研究,完善综合素质评价的配套制度,从而给民众一个稳定的、合理的预期,使他们易于接受并顺利实施综合素质评价。

关键词:综合素质评价 制度信任 信任危机 社会理性

教育评价的理念与方法导引学校教育的开展,素质教育的举步维艰正是由于我们的教育评价仍旧只关心学生的分数和学校的升学率,而不是学生身心的全面发展。综合素质评价的初衷正是为了改变冷冰冰的“应试教育”,使学校教育的开展成为促进学生身心各方面素质全面发展的过程。然而,综合素质评价自诞生之日起就伴随着各种质疑。现阶段,教育部颁布《教育部关于加强和改进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学校进行常态化实施综合素质评价并将评价的结果作为我国高等学校招生录取的重要参考,综合素质评价已然成为我国教育评价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随之而来的依然是理论研究的批判与教育实践的观望。比如,一些媒体发表了以诸如《高考改革后综合素质评价暂时难起决定性作用》《综合素质评价是否具有可行性最为重要》《高考加分应成为综合素质评价的前车之鉴》《警惕高考招生综合素质评价“掺水分”》等为标题的文章,究其实质,就是对综合素质评价制度的不信任。人们对综合素质评价制度的信任是综合素质评价顺利开展的前提条件,否则综合素质评价终将流于形式。本文拟从制度信任的视角深入探讨综合素质评价理论与实践中的系列问题,以期推动综合素质评价的科学开展,为全面深化课程改革提供合理的制度支撑与保障。

一、制度信任的凸显及其衡量标准

随着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我国逐渐由过去的“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面对多样复杂的社会,在个人选择机会增加的同时,也面临着高度的风险。很多过去发挥重要作用的乡规民约、风俗习惯以及道德守则等逐渐在社会转型中式微,不足以调节日益复杂的社会关系,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正式制度。合理的制度可以赋予个人充分的自由、规约社会整体的秩序,因此制度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然而,制度调节社会中人际关系的前提便是制度的规范对象从内心认可制度的内容并自觉接受制度的规约,否则,制度想要发挥应有的功能是不可想象的。这就是说制度信任在现代社会秩序的形成中必不可少。综合素质评价相对于其他评价方式而言是一种新生事物,其制度化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推进过程,缺少制度信任是无法正常开展的。那么,究竟什么是制度信任?制度信任又是如何产生的?这些问题都亟待解答,以便深入探讨综合素质评价制度的现实困境,并寻求问题的解决之策。

在社会学研究中,有关信任的定义非常多,但这些定义有着内在的相通之处,即信任是一种高度复杂的社会心理现象,是对自身期待的信赖,也就是“A相信B会做X”,其中A是信任主体,B是信任的对象,X是具体事件。从这些定义中可以看出,信任并不止于相信,信任还暗含着心理期待,期待有利于自身的某事发生。信任处理的是未来的事,是对未来的承诺,必须同“风险”“不确定性”一起思考。在以往小农经济时代,信任更多表征的是熟人之间的直接交往关系,这也是信任的最初形式。而现代社会日益成为一个陌生人社会,社会交往关系结构日益复杂,人与人之间是独立的关系,日益需要形式化的法律制度来规范和调整社会交往关系。我们必须思考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建构与维持社会的正常秩序,而信任对于社会秩序的构建和维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如果缺乏信任,个体所能掌握的信息是非常有限的,其行动将会是盲目和非理性的,行动成本也是非常之高,行动效率是低下的。当代社会的秩序,不只是建立在熟人之间互动的善意与信任,同时也建基于人对非属个人层次的社会建构的信任,我们称这种信任为“体系信任”或者是“制度信任”。也就是说,制度信任乃是制度规范对象相信某项制度的实施将有利于自身的发展,在这种信念的引领下能够自觉遵循制度的规范而行事。一项制度的出台如果得不到制度受众的信任并实施,那么这项制度就如同一纸空文。综合素质评价作为我国教育评价制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规范着中小学校课堂教学评价以及高等学校招生录取,调整着几千万学生及其家长之间的利益关系,需要获得社会成员的信任。

那么,一项制度如何才能取得制度规范对象或制度受众的信任呢?制度的规范对象又是如何判断一项制度是否值得信任呢?社会学家们立足于不同的理论从不同的视角给出了很多解释,比如文化和社会结构论、个体信任经验论以及理性论等。然而,各种解释其实都是从某个侧面揭示信任的形成过程,因为社会中的信任是多样化、多层面的,有时仅用一个视角去解释其形成过程是不足以令人信服的。因此,有学者在综合诸多信任解释理论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制度信任产生的三个必要条件或者衡量制度信任的三个维度:第一,集体能力的认可。就个别行动者而言,指的是其能否胜任某一角色或职位;就制度而言,指的是制度是否有能力执行所托付的职责,也即是否有能力解决特定的社会问题、调整特定的社会关系。第二,代理伦理的秉持。意指在职行动者是否能善尽代理人的职责,以委托人的利益为最大考量,能否处理好自身利益和代理人利益之间的平衡问题;是否能持守角色或职务上的注意义务,如公平和正义原则。这里重点考察的是代理人是否滥用职权、假公济私、利益输送、维护特定团体或个体的利益等。第三,仲裁或救济制度的效力。这与社会正义的防线有关,指的是个人与个人、个人与法人或者法人与法人之间发生冲突时解决争议的仲裁能力。也即当代理人和委托人发生冲突时,仲裁制度是否有能力和有意愿公平处理?代理人的行动有损委托人时,救济措施是否存在?是否即便存在,然而旷日费时?笔者认为,从这三个方面着手,基本上可以判断一种制度是否值得信任,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从常识或经验上也可以大致判断一项制度是否值得或者可以信任,这就是制度的连续性或一致性,制度的连续性是从纵向上看,指同一行政部门先前颁布实施的制度同后来颁布实施的制度之间精神实质是否连续,如果不连续人们对其的信任程度会降低;制度的一致性是从横向上看,指不同行政部门或同一行政部门同时代颁布的各项制度之间是否相互冲突,如果冲突民众不会对其有较高的信任度。如果制度出现非连续性或不一致现象,此时就需要对制度的变迁原因作出合理的解释,使制度受众易于接受制度的变革。笔者认为,在衡量制度信任时,可将其作为第四个方面的测评内容或者前提条件。

二、综合素质评价制度的信任危机

自新课程改革以来,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即便不是从理论上获得了完全的认同,在教育实践上多数人也是希望按照这样的思路去进行的。但是教育评价改革始终没有适应课程改革的精神实质,即全面发展学生各方面的素质,而非仅止于学生应试能力的增强。因此,教育行政部门、教育理论工作者和一线教师都希望找到教育评价改革的抓手,综合素质评价应运而生。但是其诞生至今,综合素质评价在很多人看来始终是一种可有可无的评价形式,是一种软性的评价,跟升学不挂钩,而且采取量化等级的方式给出评价结果也不合理,因此很多学校就将其束之高阁或者为敷衍上级检查而应付了事。新近颁布的《意见》专门针对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意义、原则、内容、程序和组织管理等提出了较为详细的意见,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则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学生年龄特点,参照《意见》制定实施办法。其中引人注目的是,《意见》要求高等学校将综合素质材料作为招生录取的参考,教育部希望以此推动综合素质评价的常态化实施或者制度化。然而,一项制度能否顺利实施,并不仅仅取决于相关的政策文件是否颁布、由什么单位颁布,而首先要看其是否能获得制度受众的信任。现实情况是,《意见》虽然出台,但很多学校仍处于观望状态,固然等待本省方案的出台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通过各种媒介,如报纸、杂志等,我们可以发现很多民众,包括教育理论工作者和一线教师对综合素质评价这项制度的信任度是不高的。我们以制度信任的四个衡量标准为依据,结合各种媒体公开发表的观点,剖析综合素质评价制度所遭遇的信任危机。

(一)制度非连续性的困惑

制度的功用之一就是为制度规范对象提供稳定的预期,减少人们行事过程中的盲目性。因此,制度需要在一个时期或一段时间内保持连续性和一贯性,这是制度顺利实施的一个重要保障。综合素质评价作为我国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做好顶层设计,并通过教育实验进行检验和修正,在合适的时间进行推广。然而,我们近年来教育改革中的许多举措,无不是准备不足、匆匆上马,结果在全国推广之后才发现问题重重、实施遇阻,而不得不回到原点、重新规划。综合素质评价也是如此。就综合素质评价的内容和方式而言,制度层面似乎徘徊不定,有学者称为“气血未定”状态,这从国家相关部门发布的三份重要文件中对综合素质评价内容的规定即可以看出。2004年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区2004年初中毕业考试与普通高中招生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综合素质评价的内容应以《通知》中提出的道德品质、公民素养、学习能力、交流与合作、运动与健康、审美与表现六个方面的基础性发展目标为基本依据,各地可结合实际情况将其具体化。在这份文件中,综合素质评价首次被提出,但当时综合素质评价只针对初中毕业考试与普通高中招生过程,也就是说这份文件中综合素质评价的开展主体是初中,普通高中尚未被关注,但此后部分高中开展综合素质评价也基本上是参照这六个维度进行的。2014年9月3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要求规范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建立规范的学生综合素质档案,客观记录学生成长过程中的突出表现,注重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主要包括学生思想品德、学业水平、身心健康、兴趣特长、社会实践等内容”。时隔两个月,2014年12月10日,教育部又专门针对普通高中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颁布《教育部关于加强和改进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意见》,并指出: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内容主要包括学生思想品德、学业水平、身心健康、艺术素养、社会实践等内容。纵观这三份文件,综合素质评价的内容都不一样,尤其是第一份文件和第二份、第三份文件之间的差异巨大,第二份文件和第三份文件也有不同之处——兴趣特长与艺术素养。然而,纵然差异巨大,政策制定者从来没有针对为什么要这样改而作出任何说明,只是发布文件要求学校按照文件精神实施。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理性化的社会,对此不作翔实的说明,纵然政策转变有万般理由或者多么的合理,只靠政策要求学校按照政策制定者的意图实施,就完全将学校与教师看作一个被动的接受者,而不是富有创造精神的主体了,久而久之,一线教师也不会拿相关的政策太当回事,他们只会认为综合素质评价在政策制定层都没有想好,还是等等再说。

(二)制度理事能力的非议

制度的目的在于解决社会生活中的特定问题,为社会的稳定发展提供保障。综合素质评价制度的形成,是为了克服我国教育评价体系中只重视考试分数,而忽略学生其他方面素质的弊端,引导中小学校开展多种活动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推动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的改革。然而,普通民众、学生家长、一线教师甚至教育研究人员都会发出一个巨大的疑问,即我们怎么才能够真正评价学生的综合素质——思想品德、学业水平、身心健康、艺术素养以及社会实践?除了我们通常知道的学业水平和身体健康可以采取定量测量的手段之外,其他几种素质如何测评,这其实是多数人的困惑所在。在《意见》中,教育部针对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程序给出了建议:写实记录一整理遴选一公示审核一形成档案—材料使用。有很多人发现这与我们常见的评价程序好像不一样,而且前四个步骤只是评价的前期准备工作,只有第五个步骤“材料使用”中点明了评价的原则——谁使用谁评价,也即高中教师通过分析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材料来指导学生发展、高等学校招生时要制定科学规范的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和办法作出客观评价。那么,通过这五个步骤就真的能够评价出学生的综合素质了吗?很多研究者或评论人员都给出了否定的答案。比如,有学者认为综合素质评价是一项十分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因为素质是内在的,虽然相对稳定,但是一般很难被人们直接观测,综合素质必须间接判断。而基于外在表现合理地推断内在素质是综合素质评价的难点,诸如“关爱集体”“具有创新精神”等都不是从学生身上可以直接观测到的品质,而是评价主体基于自身的观测角度、价值立场、追求及标准的主观判断,相应的评价结果可能难以被人们广泛接受。学生的很多外在表现往往是没有刚性标准的。要进行评价,如果没有刚性标准,就很难像考试分数那样客观和令人信服。正因为如此,有专家指出:“综合素质评价从理论上来说非常好,但实际上要做可操作性不是很强。”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些观点实质上是对综合素质评价制度理事能力的不信任,也即对综合素质评价是否能真正评价出学生各方面的素质持怀疑态度,这种态度实际上就降低了人们实施综合素质评价的意愿和可能性。

(三)制度代理伦理的怀疑

在《意见》中,教育都要求高等学校招生时要参考综合素质评价的结果,这就将综合素质评价的性质提升为高利害评价。一旦评价成为高利害评价,就意味着这种评价必将引起社会民众的高度关注和全方位的审视。人们基于之前的经验,也即高考加分的公平性问题屡遭诟病,而对综合素质评价的公正性也持怀疑态度,其实质就是对制度代理人代理伦理的怀疑。如前所述,人的很多素质的评价并不像学业成绩和身体健康那样可以简单地量化,也正因为如此,文件中将评价的主体规定为使用评价结果的高中教师或高等学校,高中的主要任务就是指导学生开展各种活动、做好写实记录并形成综合素质档案等工作,高校录取时要根据自身特色和需要制定相应的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和办法。这就在两个方面使公众产生了疑虑:第一,开展活动的真实性,其中是否有可能掺水分。有学生与家长认为,在综合素质评价中,市级三好学生、优秀班干部以及各种竞赛获奖证书,一些有关系的家长能让孩子获得这些“资历”,很不公平。第二,高校评价的客观性和有效性,是否存在人为操作的可能性、是否能够基于事实进行客观评价。在以往有的知名高校自主招生过程中的腐败是令人瞠目结舌的,这令民众对高校招生环节的公平性产生了极大的怀疑,这种怀疑会自然地迁移到综合素质评价上面。这两个方面都是对制度代理伦理的怀疑,或者说是对综合素质评价公正性的怀疑。在现代社会中,人们普遍渴望公平正义,这其中当然包括事关众多学生前途命运的高等学校招生,对综合素质评价制度的代理伦理持怀疑态度也是可以理解的。

(四)仲裁制度效力的忧虑

制度是由人们根据社会的实际情况而制定的,也是由人实施的。在制度实施的过程中,就可能存在着操作不当之处,这就需要制度的规范对象及时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并提请仲裁,要求仲裁制度能够及时有效地处理制度规范对象与制度代理人之间的矛盾冲突,确保社会的正常稳定发展。综合素质评价是我国教育评价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关系着人才培养的质量和高校招生质量,关乎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在实施的过程中应该秉持社会伦理和相关规定。如果综合素质评价的对象——学生及其家长发现学生本人或者其他人的综合素质评价结果与事实不符,应该有机会向相关部门提出申诉并提请仲裁,相关制度应该健全且有效实施,及时回应并解决学生利益相关的问题。但是,目前这些制度似并未出台,人们尚未看到政策制定者解决问题的意愿和决心。而且,在民众的印象中好像制度的代理人和制度的仲裁机构同属于国家政府部门,两者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根据以往的经验,仲裁符合制度规范对象意愿的概率不大,这也是增强人们对综合素质评价疑虑的因素之一。

三、重建综合素质评价的制度信任

综合素质评价制度作为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之后继续探索的一项重要举措,在实践中由于种种原因遭遇到了信任危机。这种信任危机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消除,将不利于综合素质评价发挥其应有的功效。因此,重建人们对综合素质评价的制度信任乃是我们当前面临的紧迫任务。基于上述制度信任的必要条件或衡量标准,我们认为,重建综合素质评价的制度信任,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进行,以期将综合素质评价制度的信任危机转化为深入探讨综合素质评价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契机,使这些问题得到进一步的澄清,为综合素质评价的科学实施奠定良好的基础。

(一)加大相关政策的解释宣传力度

综合素质评价在我国主要是由政策驱动的,本意是为了改变传统教育评价过程中的弊端,倡导一种新的教育评价理念,最终使评价最大程度地促进学生各方面素质的全面健康发展。因此,政策的发布和解释宣传对于综合素质评价的科学推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在政策发布之后对政策文本进行及时、有效的阐释工作,才有可能使民众更好地理解政策的来龙去脉,把握政策精神的核心要义,确保政策在实施的过程中不走样。尤其是政策有较大改变时,更应该做好解释宣传工作,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了之前的做法,对于新政策的要求可能一时不能理解或接受。这是政策顺利实施的前提条件,也是“以人为本”理念在行政过程中的体现,因为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方便政策实施主体正确理解并科学实施政策的要求。但是,正如我们所指出的,综合素质评价政策之间其实存在着较大的变革,不仅综合素质评价的内容有了重大的变化,综合素质评价的方式也较之前大为不同——从量化评价到质性评价,随之而来的则是实践过程中教师和学生要进行一系列的转变,包括观念的转变、时间的投入以及精力的付出。当然,这样的转变其前提是教师理解和接受现行政策的转变,这就需要教育行政部门转变仅仅将自身定位为政策发布者和命令下达者的传统角色,经常立足于政策实施者的立场上去思考与解决问题,加大综合素质评价政策的解释宣传,尤其是现行政策的重大变化之处,帮助学校、教师、家长正确理解政策的变化,继而按照政策的要求实施综合素质评价。这是现代社会理性精神的要求,也是综合素质评价制度信任的呼唤。

(二)深化综合素质评价的理论研究

综合素质评价在我国教育领域作为一个新生事物,从诞生至今仅十余年。在这十余年的实践过程中,我们积累了一些宝贵的经验,也对国外相关实践进行了研究和借鉴,在此基础上,我们对综合素质评价的深入推进作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调整和变革,目的就是使综合素质评价的实施更为科学、更加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但是,正如诸多专家所指出的,综合素质评价的理念非常先进,但是落实起来不那么容易,因为其中还有很多重要问题需要我们进行认真的思考和研究。比如综合素质评价中的综合素质到底指什么?综合素质同人的全面发展是什么关系?与现在我们的教育领域中非常时髦的核心素养又是什么关系?综合素质评价同学业水平考试之间是什么关系?综合素质评价促进学生发展的机制是什么?单一素质的评价如思想品德、艺术素养、社会实践等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都显得非常困难,综合素质到底怎么评价?是采取分析式的评价,还是综合式的评价?综合式的评价怎样进行?综合素质评价是否会造成城乡之间、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之间高等教育入学的不公正?不同背景的学生之间综合素质可以进行比较吗?其可比性何在?从量化评价到质性评价,虽然要求提供档案材料,但如何确保综合素质评价的公正与有效?高校招生考试时如何根据高中学生的综合素质档案进行综合素质评价?若要进行综合素质评价,高等学校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上进行哪些方面的准备?这一系列的问题都需要我们进行认真细致的研究,在理论层面能够向公众提供清晰的解答,否则理论层面的困惑只会导致实践层面的迷茫,民众对综合素质评价的制度理事能力产生怀疑,对综合素质评价的制度信任也可能就会大打折扣,综合素质评价的顺利、科学实施也就变得几乎不可能。

(三)完善综合素质评价的配套制度

任何一项制度想要发挥自身预定的全部功能,都需要其他相关制度的密切配合。综合素质评价作为一项关系到学生升学考试的重要制度,其促进学生发展的功能、改变唯分数和唯选拔的“应试教育”现状功能的发挥也需要一系列相关制度的配合和保障。如前所述,人们对综合素质评价制度的不信任,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一些配套制度的缺乏,比如公示制度、监督制度、申诉制度、仲裁制度以及责任追究制度的缺失等,人们普遍担心综合素质评价过程中可能存在人为操作的因素,而损害一部分学生及其家长的利益,不利于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更不用说促进学生各方面素质的全面发展了。这与前些年新课程改革过程中教科书的多样化制度所面临的困境极其相似。教科书多样化制度也是因为相关配套制度的不完善而出现了很多利益寻租的乱象,一定程度上扰乱了教科书市场的秩序,给课程改革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相关教育行政部门应该尽早围绕综合素质评价的实施制定各种配套制度,以制度来规范综合素质评价的过程,对评价操作者的行为进行约束,确保综合素质评价的科学、有效实施。具体来说,高中应建立综合素质档案的定期公示制度,即在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档案形成的过程中,对一些可公开的重要内容进行定期公示,接受学生及其家长之间的检视与质疑;高等学校也应该在合适的时机公示自己的综合素质评价标准,并接受被评价对象的问询与质疑;教育行政部门应努力建立综合素质评价的监督制度与责任追究制度,及时遏制综合素质评价过程中的弄虚作假行为,一旦发现问题应立即启动责任追究程序;相关立法部门应努力建立综合素质评价的申诉与仲裁制度,使利益相关者在发现自身利益受损时可以向有关部门申诉并及时得到仲裁,切实维护评价的公平正义。只有建立起完善的综合素质评价配套制度,民众对综合素质评价的制度信任才能逐渐确立。

(来源:《课程教材教法》201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