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新政下高中课改的评价、问题与策略----基于浙江省的实践与探索
作者:冯成火
发布时间:2018/5/22 8:19:57 已经阅读525次

[摘要] 浙江省新一轮高考改革旨在落实“选择性教育”理念,助推和倒逼深化高中课改。高考新政有效促进了高中课改,“必修分层、选修分类、体艺分项”成为新常态,“一校一方案、一生一课表”,多样化、特色化发展成为浙江高中教育大趋势。但高中课改也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选课走班”遭遇教育资源短缺,教师队伍出现结构性矛盾和潮汐现象,传统教学考核和绩效评估失效,原教学秩序受到冲击,对“学业负担”问题又起争议。为此,要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加大政府投入与统筹,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完善高考改革方案,创新教育管理模式,推行“有限选择”策略,强化综合素质评价和生涯规划等举措,实现育人模式的根本转变。

『关键词] 高考改革;高中课改;选课走班;选择性教育

2014年9月4日,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9月19日,浙江、上海两地考试招生综合改革试点方案的公布,标志着我国新一轮的高考改革序幕正式拉开。两年多来,高考新政强力助推了高中课改,同时也使高中教育面临着巨大的冲击和挑战。尤其是浙江,高中课改和高考改革步伐相对较大,成效和收获颇多,但遇到的矛盾和问题也相对突出和尖锐,更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本文在调研的基础上,总结浙江省高中课改所取得的成效,着重分析当前面临的新问题和挑战,并就深化和完善高中课改提出若干思考和建议。

一、高考改革与高中课改的逻辑关系

要评价高考新政下高中课改的成效,分析和探讨遇到的问题和应对策略,首先需要厘清高考改革与高中课改的逻辑关系。就浙江省而言,可用三句话概括,即高考改革缘于高中课改,高考改革基于高中课改,高考改革助推高中课改。

(一)高考改革缘于高中课改

尽管影响高考改革的背景和因素是多重的、复杂的,但就浙江省新一轮高考改革而言,其最关键、最直接的因素就是为了深化高中课改。换言之,浙江省之所以积极申请承担高考改革试点的重任,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让高考制度对接和配合高中课改,破解“高考不改,课改难改”的瓶颈,促进学生在共同基础上的个性化发展。

从浙江近十年来高考改革的历程来看,高中课改始终是推动高考改革的决定性力量。2009年版的高考改革方案就是为了呼应和对接2006年版的高中课改(全国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从而有了现行的“一批3+文综/理综十模块(18选6)、二批3+文综/理综、三批3+技术”的考试招生模式。2011年,浙江省在酝酿和讨论深化高中课改时,同步研究了配套的高考改革方案,后考虑到2009版高考方案实施仅两年,担心变化过频会引起社会波动,决定深化课改先行,高考改革配套方案暂缓,但导致了深化课改的举步维艰。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决定,浙江省积极申请担纲改革试点,期望以此促进全面深化课改。

(二)高考改革基于高中课改

在坚持“时代性、基础性、选择性”的原则下,浙江高中课改努力践行“选择性教育”理念,让学生拥有更大的学习选择权。因此,贯彻落实选择性教育理念,扩大学生选择权,是设计高考改革方案的框架基础,也是评价高考改革成败的基本坐标。浙江作为我国基础教育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在经历了“两个阶段”扎实而有特色的课改之后,高中教育水平更是走在全国前列。尤其是2012年2月《浙江省深化普通高中课程改革方案》颁布之后,大规模开展选课走班、生涯规划、综合素质评价的探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全省的普通高中都不同程度地“走”了起来,这才有推进“选择性教育”理念的高考改革的基础与可能,没有前期的高中课改,就没有新浙江版高考改革方案。可以说,新高考改革能否顺利实施,能否结出改革的硕果,关键在高中课改是否到位。

值得一提的是,浙江在研究高考改革方案初期考虑过的方案不是固化的“3+3”模式,而是开放的“2+N”模式:“2”代表语、数,是必考科目;N代表学生可视情况在“外、政、史、地、理、化、生、技”中任选若干科目纳入高考,学科门数开放相应总分也就开放,高校对其招生专业的科目及数量要求事先作出规定,录取时按“双向选择”原则进行;为更好地满足“双向选择”,附以90个“专业十学校”的志愿量配套,足见该方案的前沿性。如此极致化体现“选择性教育”理念的高考方案,必须建立在“选择性”与之相当的高中教育之上。应该说,浙江省高中教育基本具备了这样的条件,但考虑到浙江省的试点经验能更好地在全国推广和复制,就选择了现行“通用性”更强的改革方案。

(三)高考改革助推高中课改

众所周知,高考是“指挥棒”,对高中教育具有极其强大的反馈与导向功能,也正因为如此,浙江省把高考改革当作撬动深化高中课改的支点。以高考改革助推和倒逼高中课改,就是要充分发挥高考在高中课改中的正面导向功能。通过高考改革,打破高中课改中的“瓶颈”和“肠梗阻”现象,消除高中课改过程中的一切“应付”与“务虚”行为。近两年的实践证明,高考改革触动了高中教育的神经,学校在一片“狼来了”的叫声中,纷纷“登台”上演课改“全行头”,高中课改进入了“刚性化”的新常态。

有学者断言,浙江省的高考改革对于高中课改,将会促进实现如下三个转变。在教育内容上,实现从专注“层次选拔”向优化“个性选择”转变;在教育方式上,实现从过度关注“育分”向全面关心“育人”转变;在教育目的上,实现从注重“学科成绩”向促进“学生成长”转变。

二、高考新政下高中课改的基本评价

浙江省高中课程改革的核心理念是要让学生拥有更多的学习选择权,高考改革就是要顺应这一理念,“以考促学”,落实学生的选择权。

一是考试科目的选择范围拓宽。理论上有35种科目组合供选择,完全超越了传统的文理分科,学生可以选己所好、考己所长。调查表明,全省2014级高中学生选“纯文”(政史地)的约占11%,选“纯理”(理化生)的近20%,选“2文l理”或“2理l文”的近70%。有学校前二者分别只有18.0%和5.6%,文理交叉占了76.4%

二是学习进度和考试次数的选择更加自主。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能力和学校学科教学计划,规划自己的学习进度、学考和选考具体时间及次数。

三是志愿的选择余地扩大。在“投档到学校”的模式下,地域、学校、专业三者往往难以兼顾,相当一部分考生虽然进了学校却无奈接受专业调剂,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受到挫伤。新方案“投档到专业”的模式,可以有效避免上述缺陷。据统计,全国共有1360余所高校、2.37万个专业(类)在浙江招生,学生无论报考什么科目组,至少有66%的专业可供选择。

四是招考模式的选择增加。浙江省高考改革包含统考统招、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高职提前招生、单独考试招生等四种模式,再辅之以高校自主招生等其他类型的考试招生通道,“条条大路通大学”,彻底甩掉了“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一陈旧教育观的桎梏,体现了尊重学生选择权的人本关怀。

高考新政充分彰显“选择性教育”理念,与高中课改一脉相承,高考新政的实施诚如预期加速了高中课改的落地生根。

(一)走班教学由有序走向纵深

首先,“必修分层、选修分类、艺体分项”成为基本取向。从整齐划一的行政班授课,到差异化的选课走班教学,学生首先面临着“我怎么选”:如何进行“7选3”,怎样选择不同科目及不同进度(A、B、C三个层次)的教学班。在浙江师范大学附中调研发现,起初学生陷入了“没有选择痛苦,有了选择更痛苦”的境地,后来逐渐找到了“门道”:先确定自己最喜欢或者最擅长的科目,再排列第二位的科目,最后考虑第三个科目。整体而言,第一门课程很快就能选定,第二门课程需要做些考量,但相对也比较容易确定,最难选择的往往是第三门课程。无论选课还是选班,大部分学校都采取了“三轮选择法”:高一上期中时为初选,学生有个大概的选择;高一上期末时是再选,要求学生基本明确科目选定;高一结束前是“三选”,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作最后调整。全省调查数据表明,学生的选择能力超过预想,70%以上的学生是一步选择到位,约有21010的学生在再次选择后就完成,不到9%的学生在第三次选择中再最后确定,其中选定后还有变动的不到2%。一般情况下,学生在选课的同时也完成了选班。可以说,经过一段时期的不断调整和磨合,基本形成了“必修分层、选修分类、艺体分项”的教学模式。

其次,在行政班与教学班并行下,班主任与成长导师“双轨制”管理模式走出新路子。选课或分层走班打破了原来固化的行政班教育秩序和组织结构,由此产生许多新的问题,如班主任作用弱化,集体荣誉感和团队归属感削弱,德育工作面临挑战,行政班与教学班交汇地带可能出现的管理真空,传统的教育理念、方法、手段、途径及模式等已不再适合。那么,如何在行政班与教学班并存、中西合璧式的教学组织形态下,探索和创新现行教学组织形态下的教育管理模式和机制,就成为深化高中课改的关键结点之一。如义乌中学从加强学生自我认知,推动学生自我管理人手,建立了以生涯教育实施中心为核心、多部门联动的新型教学管理模式,通过生涯规划教育牵起“牛鼻子”,在完成学生生涯规划教育的同时,盘活整个学校的日常教学活动。又如杭州市第十四中学以信息技术手段为支撑,通过学生选课系统、班级考核系统、导师辅导系统、学生自学系统等多种系统重新梳理学校教育教学管理机制,形成了一种新的稳态。再如杭州师范大学附中探索班主任与成长导师“双轨制”的班级管理机制,除原有的班主任外,另为每位学生配备一名成长导师,负责学生的思想教育、生涯规划、学习指导、选课参谋和心理疏导,以此对接育人模式转变,实现人的个性化和差异化发展。有的学校还辅以教学班主任,加强对教学班的统筹管理。同时,充实和强化行政班和教学班的双重学生组织,提升学生自我管理能力。此外,开放学校教学管理,加大学校与家长的交流和互动,促进高中课改的家校共治和融通。

(二)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和生涯规划教育全面展开

加强对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是推进高中课改的有效举措,也是高考改革的重要内容。早在2006年高中课改之初,浙江省就建立了相应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制度;2009年版的高考方案已明确“作为高校录取的重要参考依据”;从2011年起,综合素质评价在高校“三位一体”招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新一轮高考方案公布后,根据深化高中课改的要求,特别是结合浙江省高中教育和课程改革实际情况,对原综合素质评价制度重新作了修订和完善。评价内容主要包括品德表现、学业水平、运动健康、艺术素养和创新实践五个部分,评价结果在客观记述、民主评议、公示确认三个环节基础上最终以纪实性档案形态展现。

此外,全省建立了生涯规划教育制度,正在逐步成为深化高中课改的新亮点。多数学校设立了专门的生涯规划指导教师岗位,并在高一年级就开设了学生生涯规划课程,系统进行生涯规划教育。有的还将生涯规划教师作为一个职称序列进行评定。许多学校通过挖掘本校资源,邀请专家、企事业成功人士、优秀校友和家长开课讲座,为学生提供丰富的职业信息;同时重视学生的生涯体验,通过组织生涯社团、生涯实践周、生涯访谈等方式,加强学生对未来职业的感官认识。

(三)多样化、特色化发展成为高中教育大趋势

长期以来,普通高中普遍存在“千校一面”的问题,缺少办学特色,高度同质化,与社会多样化的需求形成尖锐的矛盾,随着高中教育普及化水平不断提高,这种矛盾更加突出。高考新政有效促进了高中教育向多样化和特色化发展,各类学校在拥有共同的课程改革价值观前提下,确立了有差异的目标取向和不同的路径选择。尽管浙江省高中教育整体水平较高,但毕竟存在区域环境、师资条件、办学水平等方面的差异性。现全省共有561所普通高中,在推进课程改革中,不同学校有不同的选择策略,中上的学校大多在最大的选课与最小的走班中寻找平衡点;中等的学校相对放开些,往往既分层走班又选课走班;相对薄弱的学校较多的是被动的“逆向选择”,学生不是选自己喜欢或擅长的,而是选最易学或容易得高分的科目。但也有不少学校认为这是“后位”学校实现“弯道超车”的好机会,如杭州源清中学、淳安二中就是生动的样本。调查还发现,即使是同类学校,也有不同选课走班的路径和策略。如同作为省生物学科基地培育学校,普陀中学发挥地域特色优势,将原先散乱的海洋选修课程规划为海洋生物学科群、海洋生态学科群和海洋拓展类学科群,为学生深入了解海洋提供学习空间;而杭州第十四中学则更重视选修与必修的融合,将生物选修课分为三个层次、四个课程群,在必修课程校本化的同时,为对生物感兴趣、将生物作为选考科目的学生提供内容丰富且有针对性的选修课程。

“一校一方案、一生一课表”是当下浙江省高中课改的真实写照,“个性发展、人人成才”的个性化高中教育体系正在逐步形成中。

三、高中课改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一)教育资源短缺影响高中课改的全面深化“必修分层、选修分类、艺体分项”必然带来小班化教学,在学校办学规模保持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就要求扩大教育资源的有效供给。但学校又没因此获得任何教育资源的额外支持,自然导致教育资源的普遍短缺,包括师资总量、教学场所、仪器设备、教育经费等。有预测表明,面对学生35种选课组合,教室数量就需增加20%~50%。教师工作量明显增加,现行的绩效工资体系无法调整,同时又无其他经费支撑。这些均影响了高中课改的全面深化。

(二)师资队伍出现结构性矛盾与“潮汐”现象

就师资队伍而言,“选课、分层、走班”带来的不仅仅是其总量的不足,还有差异化、动态的结构性矛盾以及“潮汐”现象。这种结构性矛盾体现在有的学科教师短缺,有的学科教师充足,如“趋利避害”和“畏难式”选课,使得物理教师过剩,而地理、生物教师短缺;不同学校及不同学科间,其教师的短缺或充足程度也不一。这种结构性矛盾不是固化的,而是变化的,每一届(年)因学生的不同选择而出现不同结构的矛盾。在“一校一方案、一生一课表”的背景下,每所学校“动态的结构矛盾”又有各自的不同特点。“潮汐”现象则体现在随着某学科学考、选考的结束,该学科的任课教师随即大批量的阶段性冗余,而其他刚开始授课的学科教师又骤然紧缺。高一到高三教师结构性盈缺和“潮汐”现象不断循环往复,难以实现平衡与调和。

(三)教师工作量难界定,教师专业能力受到挑战,教学管理秩序受到冲击

传统的高中教育组织形态是建立在行政班基础上,以平行教学班的方式出现的。学校在配备各学科任课教师时,也力图实现师资力量的整体平衡,固定班级、固定学生、固定教师,通过平等的、统一的评价方法、手段和途径,如测验、考试、座谈、问卷调查等,对所有平行教学班的班级整体或学习个体“教”与“学”的效果作出评估。同时,在此基础上,对平行教学班的各学科任课教师的教学业绩作出绩效考核。

在“选课、分层、走班”为理念的课改模式下,原有“统一、平行、平衡”的教学模式被打破,迎来的是个性化、多样性、差别化的“个人订制”式的教学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在统一的“量表”上,对各自教学效果和每位教师业绩作出科学考核,是学校从未遇到过的新问题。传统教学组织形态和管理秩序受到冲击甚至被颠覆,学生作业、学科辅导、师生考勤面临全新的挑战,特别是教师专业发展和培训没能同步跟进,教师教学技能没有得到应有的提升。

(四)“学生学业负担”问题又起争议

尽管社会整体对于高考改革给予了充分肯定,但是对“学生学习负担”问题仍有不同的认识,不少高中校长、教师和学生家长认为学生的学业负担比过去重了。典型的例子是某著名省重点高中,以往每年都有300多名新生踊跃报名参加校学生社团活动,高考新政后只有100多名新生报名;还有家长反映,孩子因学业过重,国庆长假没出过门;教师则认为校本课程受到挤压等;民办机构辅导班生意火爆等。报刊、网络上也有类似的呼声,这说明在对高考改革“有否加重学生学习负担”这样的原则性问题上,有着不同的认识和体验。

四、深化高中课改的对策与建议

(一)加大政府统筹投入和高中管理体制机制改革的力度

高中课改不仅是课程标准体系的转型和升级过程,也是师生比和教育资源配置体系的调整和重组过程。更何况高考改革和课程改革并不是单一的教育系统内部改革,而是涉及多个环节、多个系统的综合性与社会化改革,编制、经费、物资等关键要素决非教育系统能完全左右,因此,深化课改不能仅靠教育部门“单打独斗”。国家要加强顶层设计和制度性统筹,认真研究课程改革背景下教育资源合理配置问题,调整教育投入结构与比例,重新核定学校设置标准,切实扩大资源的有效供给,着重研究解决好包括教室、实验室、图书资料等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财政投入。

要在高中管理体制机制的改革上下功夫,把握选课指导制度、学校规划课程建设、建立校本教研制度、建立课程资源共享机制、改革评价制度这五个关键环节,建立起相应的管理体系,进而形成促进课改的组织机构和制度文化,为建立良好的教师关系、提升教师能力、形成共同的价值取向营造良好的学校文化氛围。

要创新教育人事管理体制和绩效考核机制,合理确定选课走班后的师生比例、生均经费、拨款通道,等等。要借鉴欧美发达地区的先进经验,探索教师个人发展、专业发展、教学发展和组织发展的新途径。通过扩大编制、实行区域统筹、学校自主招聘及创新课堂教学组织形态等连锁对策,应对和改善教师动态化的结构性矛盾与“潮汐”现象。此外,更关键的是要加强教师的专业能力建设,创新教育教学管理理念,探索高考新政下高中课程建设、教学评估、教师绩效考核、学生管理新模式和路径。世界基础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变革表明,课程改革的核心环节是课堂改革,课堂改革的核心环节是教师的专业发展——这就是“内涵发展”的内涵,其政策指向就在于每一个学生学力的提升和人格陶冶,要在基于“核心素养”的课程改革和课程发展背景下,加大课改与教师发展的对接,提升教师课程开发能力和课堂教学驾驭能力。积极探索选课走班模式下课堂教学和教师绩效考核新路径,建立融学生、教师、学科教研组、校长“四位一体”的教学考核与教师评价创新机制。

(二)合理实行“有限性”的选课走班

普通高中多样化、特色化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选课走班不可能一步到位,更不能随心所欲。尽管从理论上说,高考新政下的高中选课走班有35种组合,但在现有条件下,除少量基础较好、管理水平较高的优质高中外,其他大多数普通高中是难以真正实现的,也是不可持续的。实施高考新政后,高中课改所遇到的教育资源短缺的种种表现,反映了扩大学生选择权与现有教育资源条件(包括师资力量)之间的矛盾。

对此,要处理好理想与现实、希望与可能、目标与条件的关系,把握好改革的力度和节奏,坚持以“积小步、不停步”的方式逐步深化高中课改,逐步扩大学生的选择权。要防止不讲条件地过度选择和无限制选择,造成供求矛盾的尖锐对立与冲突。学校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开展课程改革,教育行政部门要充分尊重基层的创造精神,扩大学校课改的自主权。选课走班是手段,满足学生差异化学习和个性化发展才是根本目的,高中课改不能掉人“为走班而走班”的误区。一些基础较为薄弱的学校要结合本校的办学实际,在特色学科上下功夫,使之更优、更强,在这一场凸显“选择性”的改革中充分发挥比较优势、长板效应,才能出奇制胜;而在学校特色学科、优势学科尚无法快速形成的阶段,可通过“合纵连横”,在一定范围内建设学校联盟,通过教师的流动和互通互助满足绝大部分学生的选考需求。

“选课”总是伴随着“走班”。有些学校在“最大的选课”与“最小的走班”中寻求平衡,也是一种有益探索,应予以积极鼓励,使所有学校在高考新政下都能充分展现各自的特色和亮点。必须注意的是,要避免和克服选修课程过多、走班形式过多的问题。对此,关键要做好围绕主干学科分层分类开设选修课程。例如杭州第十四中学生物选修课程群的建设,就是为不同层级、不同需求的学生都提供了相应的课程,学生能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少而精的选修课程,学校则能针对不同学生提供不同的教育支持,对成绩的提升也是最有效的。而破解走班过多问题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全走班,即一个教师一个教室,学生根据课程和教师选择相应教室。

还须注意的是,讲究考试科目(课程)间的“平等”并不意味着考试科目(课程)间必须“等值”,不是简单的执行平均主义,如物理就不能等同于技术,两者的含金量毕竟不同。据统计,全国在浙江招生的116所“211”高校(包含“985”高校)共报送了3531个专业(类),选考科目不限的有1190个,占33.7%;有选考科目要求的是2 341个,占66.3%。其中,选择物理的有2075个,占88.6%。“985”高校提出物理科目要求的占比更高。这些数字的背后凝聚着学界和社会的共识:物理是理工科类专业最核心的基础性课程,事关拔尖科技创新人才的选拔与培养,事关国家战略利益,事关民族前途命运。个人选择、国家利益、社会责任应该合理对接。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办教育既要讲究公平,也要兼顾效率。为防止优秀学生在物理这一考试科目上竞争过度激烈而造成“切香肠”式的“流失”,可通过相应的政策加以引导,如适当放大物理的成绩权重,吸引和鼓励学生选考物理,特别是那些优质高中的优秀学生。同时,也要对“趋利避害”和“畏难式”选课的问题引起足够重视:一方面,中学要加强本校优势学科介绍和信息主动推送,给学生灌输足够的信心,同时在学科教学中渗透生涯规划教育,让学生不再机械地为了选学科而选学科,而是从个人远景规划为逻辑起点倒而推之做出选择;另一方面,高校或可从人才培养的规律和要求出发,对专业提出必考科目的硬性要求,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化解“畏难式”选课的问题。

(三)加强对高考利益相关者价值取向的因势利导

所谓高考利益相关者,是指通过高考利益(害)关系维系在一起的一群人或组织,包括学生、家长、学校、教师、地方政府等,不仅其成分复杂,而且利益也十分复杂,这就造成价值取向的不同,形成对高考改革及高中课改在认知上的碰撞与对立。如地方政府可能更多的是以“高考GDP”来考核教育成效,学生是以“考上什么样大学”来评价自身,中学校长则以“完成政府指标,学生、当地社会期盼”作为衡量杠杆。因此,要深化高中课改,就首先要引导利益相关者加深对高考改革意义认识,提高对高考改革和高中课改认同性和凝聚力,纠正“升学率是第一要务”的错误认识和“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陈旧观念。高中课改和高考改革都是系统T程,政府要借助各类传媒加大正面引导,争取全社会的关心和支持,并通过适当的制度修正,寻求合理的利益平衡点,抑制或缓解高考利益相关者的过度博弈。

(四)“思想减负”与“学业减负”两手抓

高考改革究竟“有否加重学生学业负担”是个严肃的问题,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学生凡要学习、考试总会有压力,适度的负担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通常说的“要减轻学生负担”,是要减轻过重的负担,而不是要消除必要的负担。从某种角度说,新的高考方案是“3+3”,课程门数和学习总量没有增加,后面的“3”是学生按自己兴趣和特长选择的,这样只会“减负”不会“加负”,但为什么有人觉得负担重?这是因为课程体系发生了变化,而课程体系的变化,必然会带来学业负担的变化,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考试前置带来负担前置与放大。原高考是三年一考,高三时压力特别大,现在考试前置了压力相应也前移,高一、高二学习负担相比过去就重了;受不同年龄心智发育的影响,同样的知识难度,高一学比高三学压力要放大些;从初中到高中是一个学习与思维规律上的跨越与转折,学生本来就要有个相对的适应过程,更何况初中科学等学科是实行合科教学,高中是分科教学。二是学科教学计划的调整,高一、高二课程学习量的增加。选课走班首先是选课,要选课先要有比较,要比较就要有体验。学校为便于学生选课,就把在选课范围内的课程都开齐,加上语文、数学、英语,高一学生上10门以上的课程,超出了教育行政部门8门的限定,加上有些课程为了赶进度挤时间复习,师生互动、探究教学等时空受到压缩。三是学校和教师对高考新政不熟识、不适应而“心中无数”,学生对选择的纠结和竞争的近距离化带来精神压力,由此产生焦虑感造成心理负担,而且其程度似乎超过以往历次改革。调查发现,即使是浙江省18所深化高中课改的试点学校,也存在这种现象,这可能是加重学习负担的重要原因。

对此,相关职能部门应该倾听呼声、顺应民意,在坚定改革信心、保持改革整体定力下,对局部和细节进行技术性微调,实现从“堵”到“疏”的转型,达到推迟选课选考,控制学生修习课程的目的。如规定选考科目安排在高二下和高三上、下,学生先以“3选2次”的方式参加相关课程考试;适度扩大学生“选考权”,在7选3后,可再给次更改机会,学生可先7选4,再4选3;实行学考水平1、学考水平2分卷考试;也可以考虑学考与加试相对分离,以及不同年级间的考试分离;还可以相对固定各学科的学考时间。这样能有效避免因过早选课而带来的不必要负担,又能很好地避免“田忌赛马”和“学考会战”现象的产生,确保高考改革的平稳与平静。

同时,要完善课程改革的顶层设计,增强课程的整体系统性,实现原四大类的选修课与现行选考的选修课的有效整合和融通。

(五)强化综合素质评价和生涯规划教育

尽管综合素质评价和生涯规划教育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与课改目标要求还有相当距离,下一步重点可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一是强化综合素质评价与高校录取的关联。高考改革方案设计的是“两依据、一参考”,这里的“一参考”就是指把综合素质评价档案交给高校,作为招生录取时的重要参考。高校究竟怎样实现重要参考没有明确的方案和操作办法。但无论怎样,前提是综合素质评价档案一定要写实性的,而且确保可信、可比、可用,否则必然导致社会舆情的一片哗然。从目前来看,综合素质评价还缺乏高考成绩那样的公信力,而且区分度和操作性不高。虽然,浙江在“三位一体”招生中使用综合素质评价成绩,但其量化的分数来自高校的面试,高中阶段的综合素质评价只是象征性地作为前置条件,考生只要在中学获得“合格”的评价即可。因此,应该加强国家的顶层设计和专题研究,核心是要解决怎样可信、可比和可用的问题。

二是提高生涯规划教育的课程化水平。目前,大多数的中学教师不具备生涯规划指导能力,不少学校课程形同虚设。因此,一方面亟须提高学生、学校、社会对其认识和重视程度,特别要加强师资培训与建设,着重解决“无课标、无教材、无师资”问题,促进课程建设的标准化和课堂教学的针对性与有效性,引导学生学会自主选择、自我负责、主动发展。另一方面要适度前置,要从初中甚至小学开始进行生涯规划教育,实现小学、中学和大学生涯规划教育的衔接性和一体化。

总之,高考改革是为了呼应和对接高中课改。新高考制度下高中课改面临的问题,是高中教育改革的本我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过程,就是深化高中课改的过程,也是实现高考改革与高中课改良性联动与融合的过程。

(来源:《教育研究》2017.02)